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，只是那镜里青丝换白雪的工夫，却如指间流沙，无声无息地将一对对少年夫妻，打磨成了暮色中的老夫老妻，今春，我携一卷稿纸、两袖清风，走入市井巷陌，去探访那些被岁月淹没、却又在黄昏时分愈发清晰的中老年婚姻图景，所见所闻，如秋窗秋雨，点点滴滴，落在心头，竟是一番说不出的滋味。
老茶与旧瓷
最先走进视野的,是社区活动室里那对结婚四十三年的夫妻，老先生姓周，退休前是中学的语文教师；老太太姓吴，曾在纺织厂挡车，两人的相处，没有年轻人那般言语的热闹，倒像是一对经年累月磨合出的旧瓷，彼此懂得每一寸裂纹的来历，我注意到一个极细微的场景：周老从布袋里摸出药瓶，吴老不须抬头，便自然地递过一杯温水，那水温竟是不凉不烫，恰恰温吞，他将药片倾入手心，她已在旁数好了粒数，这之间，无一言半语的交流，只有瓷器相碰般的轻响，问及婚姻之道，周老只是推了推老花镜，笑道：“什么道不道的，不过是习惯了。”这“习惯”二字，说得极淡，却如浓墨入水，在我心里洇开一片，朱自清先生写父亲，写一个“攀”、一个“缩”，便把千斤父爱落在了纸背上；我写这对老人，只见那双递水的手，指节粗大，血管虬结，却稳当得像一座桥，搭在四十三年光阴的河流上。
然而习惯之中,未必没有暗礁，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我遇见了另一位六十八岁的张阿姨，她与丈夫结婚四十年，如今却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“合租式婚姻”，两人各有一间卧室，各用各的碗筷，各看各的电视，连买菜都分开账目，张阿姨望着湖面上嬉戏的野鸭，眼神空茫：“年轻时为了孩子忍，老了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一起了，像两棵挨得太近的树，根都缠死了，拔谁也拔不动，只好各自往天上长。”这番话，说得我心头一紧，原来中老年婚姻里最深的寒意，不是争吵，不是背叛，而是那相敬如“冰”的沉默——同坐一张沙发，中间却隔着千山万水；共处一间屋宇，呼吸却各成气候，这种沉默，比《荷塘月色》里那淡淡的哀愁更教人揪心，因为它没有月色可赏，只有日光灯惨白地照着两个日渐陌生的影子。
黄昏恋，朦胧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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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说老夫老妻的婚姻是一杯温吞的茶,那么中老年再婚，便如秋日黄昏里的一弯新月，朦胧中带着怯意，清辉里夹着霜色。
在老年大学的书法班里,我认识了陈叔和李姨，陈叔七十一，丧偶五年；李姨六十八，离异十载，两人因临《兰亭序》而相识，一个爱王羲之的飘逸，一个喜颜真卿的厚重，竟也在笔墨间磨合出了情趣，陈叔说起李姨，眼角的皱纹里会漾出光来：“她写字时，左手总要下意识地理一理鬓角，那神情，像我年轻时在供销社第一次见她……不，我是说，像见我当年的同志。”他急忙更正，老脸竟泛起红晕，李姨在一旁抿嘴低笑，那笑容里有少女的羞涩，更有历经沧桑后的珍重，他们打算登记结婚，却遭遇了两方儿女的坚决反对，陈叔的儿子担心房产，李姨的女儿顾虑赡养，一对老人，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在儿女面前低了头，却在无人处悄悄牵住了手，那双手，布满老年斑，指节僵硬，握在一起却像两根在寒风中相互取暖的枯枝，我看着他们相携走过银杏道的背影，黄叶纷飞中，那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叠在一起，竟像是一对年轻的恋人，只是这“恋”字，在中年人的世界里是责任，在老年人的世界里，却成了奢侈品。
还有更令人唏嘘的,在城郊结合部的一间平房里，我拜访了王大爷，他八十二岁，与七十五岁的刘奶奶同居了八年，却始终没有领证，问及缘由，王大爷吧嗒着旱烟，半晌才说：“领证做什么？给她的儿孙添堵，给我的儿女添乱？就这么搭伙过日子，今天她在，我给她烧壶热水；明天我走了，她卷铺盖就走，不拖累谁。”刘奶奶在灶间煮面，蒸汽氤氲了她的老花镜，她摘下来擦了擦，笑道：“老王头是个好人，夜里我咳嗽，他比我还先醒，这就够了，要那张纸做什么？”说时，她将一碗卧了鸡蛋的面条端到他面前，那动作娴熟得像老夫老妻，可他们明明无名无分，这无证的爱情，在世俗的眼光里或许轻飘如纸，在他们心中却重若千钧，我想起朱自清先生《冬天》里那一锅白煮豆腐，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围坐，热气袅袅，那便是人间的暖，王大爷和刘奶奶的这碗面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白煮豆腐？只是这灯光更暗，这温暖更需谨慎地护着，怕风来，怕人言，怕那不知哪天就会降临的死别。
拦路虎与绊脚石
调查中,现实的骨感如深秋的寒霜，一次次打在我脸上。
首当其冲的,是经济的纠葛，中老年再婚，往往不是两个人的结合，而是两个家庭资产负债表的重叠，张教授与赵医生，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丧偶后相恋，本是琴瑟和鸣的美谈，却在婚前财产公证处红了脸，不是他们计较，是儿女们把算盘珠子拨得震天响。“不是我非要防着谁，”张教授扶额叹息，“是我那在美国的儿子，隔着太平洋打来电话，哭了半小时，说怕爸爸被人骗了去。”赵医生默默收起房产证，淡淡道：“都这岁数了，还谈什么嫁娶？不如做个伴吧。”一对璧人，终究做了“伴”而非“妻”，那未签的婚书，像一片落叶，飘进了城市的垃圾桶。
病榻前的考验,常言道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其实久病床前，亦难有长久的夫妻情分，除非那情分已深深入骨，在医院的肿瘤科走廊，我见过一位丈夫，日日为化疗的妻子熬小米粥，那粥熬得极绵软，一勺勺吹凉了喂她，妻子嗫嚅着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别管我了，再找一个吧。”丈夫瞪眼：“胡说，换个人，谁知道你吃粥要放几粒糖？”这粗粝的情话，比任何山盟海誓都动人，但也见过另一种光景：一位中风的老先生，妻子起初殷勤侍奉，半年后便日渐懈怠，最后竟卷了存款回了娘家，儿女闹上法庭，那躺在床上的老人，只会流泪，连一句完整的控诉都说不出口，病痛如同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婚姻里最真实的质地——是锦缎还是粗麻，是真金还是镀金，一照便知。
是那无处不在的孤独感,即便身在婚姻之中，李阿姨六十五岁，丈夫尚在，却活得像个寡妇。“他打麻将，我跳广场舞；他睡东屋，我睡西屋，一天说不上十句话，那十句话里，有五句是‘吃饭’，三句是‘关窗’，剩下两句是‘睡吧’。”她说着，从包里掏出一只老年手机，“我有时候故意拨错电话，就为了听听人声，电话那头哪怕是推销保险的，我都能跟人家聊上十分钟。”这婚姻内的孤独，比独身更蚀骨，朱自清先生写《荷塘月色》，那独处的片刻是美的，是“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”的自由，可中老年婚姻里的孤独，却是在人群中、在枕侧边的无处可逃，像一件湿透的棉袄，穿着冷，脱了更冷。
灯火阑珊处
调查行至尾声,我的心境却愈发澄明。
中老年婚姻,原不该用年轻人的标尺去丈量，它没有玫瑰的炽烈，却有炭火的温存；没有春雨的缠绵，却有秋阳的坦荡，那些在社区里牵手散步的老人，那些在医院里相互搀扶的背影，那些在黄昏恋里小心翼翼试探又勇敢奔赴的灵魂，都在诉说着一个被时光验证过的真理：人这一辈子，年轻时求的是惊心动魄，老了求的不过是“你在”。
暮色四合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街灯次第亮起，橘黄的光晕里，一对对老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他们走得不快，有时甚至还跟不上绿灯变换的节奏，可他们始终握着彼此的手，像握着一生的证据，那影子投在地上，歪歪扭扭，却固执地成双成对，仿佛在说：你看，我们还在呢。
这世上的婚姻,写到中老年这一章，笔墨已淡，纸页已黄，可那字里行间的气韵，却是前半生所有章节都无法比拟的厚重，它不再需要誓言来裱糊，不再需要浪漫来点缀，它只需要两个人，在越来越短的白天和越来越长的黑夜里，守着一炉火，共着一盏灯，把剩下的光阴，慢慢地，慢慢地过完。
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；而那些在黄昏里相互依偎的身影，一旦散了，便是真的散了，正因为如此，这黄昏里的双人影，才显得格外珍贵，如同旧书页里夹着的一朵干花，颜色虽已褪尽，香气却融入了每一道纤维，轻轻一嗅，便是整整一生。
